江晓原：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

信息时报讯，关于科学主义的论争，是近年来学术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科学主义是不是等同于科学？科幻作品是不是意味着科普？科技发展的将来，人类生活一定会越来越美好吗？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专访了多年来在学术研究和科学普及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的江晓原教授。

2008年开始的时候，一些问题再次浮现：人类最初想要的是什么？人类最终会被带到哪里？

《新发现》2007年11月号上，大篇幅登载了科幻作家刘慈欣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江晓原之间，就科幻、科学主义、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等问题进行的一场精彩的思想交锋。论辩的双方中，刘慈欣认为“我个人坚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而江晓原则说“我一直认为，科学不可以剥夺人的自由意志”。

这次对话后来在国内外引起相当大的反响，科学与人文甚至人性，究竟应该是谁占据主导地位？我们想要怎样的一个未来？有趣的是，很多海外读者表示支持江晓原的观点，而大陆读者则更多地支持刘慈欣，这或者与刘慈欣作为优秀的科幻小说作家拥有的粉丝数量有一定关系？

科幻作品在反思科学的去向

信息时报：您在科幻电影的研究方面可以说造诣颇深，2007年出版的《我们准备好了吗？——幻想与现实中的科学》一书，系统地讲述了您对科幻电影的看法。那么您觉得科幻电影、科幻小说的盛行，对读者们会起到一个科普的作用吗？

江晓原：以前的观念认为科幻是科普的一部分，一种形式，我们的上一代多半是这样想的，像《小灵通漫游未来》这样作品，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而另一方面，科幻作家是把自己的作品划分在文学作品的范畴内的——国内的当代科幻作家也希望如此，只是文学界通常并不承认。

好莱坞出品的幻想电影，初看起来主题多种多样，但如果仔细将它们分类，则基本上可用七大主题来容纳其中的绝大部分作品。一、星际文明——对未来世界的展望，对外部世界的想象；二、时空旅行——回到过去能不能改变历史？三、机器人——“生命”和“人”的定义、它们和人类的区别，它们会不会统治世界？四、生物工程——对滥用生物技术的忧虑，人类不能狂妄自大；五、专制社会——西方思想中持久的恐惧；六、生存环境——对未来的忧虑；七、超自然能力——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些电影几乎都是在反思科学技术本身的发展是否有消极作用的一面，在思考科学技术的未来。你问大众看科幻作品会不会加强科普观念，其实一个世纪以来，科幻小说的主流是反科学主义的。

这里有必要解释下什么是“科学主义”。国内有些人不明白它的意思，甚至自称“科学主义者”，其实这是一个很坏的词汇，是个贬义词。科学主义不等于科学，持科学主义观点的人有两个显著特征：1、他有一个信念，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今天不能解决的，明天也许能解决，现在不能解决的，将来科技发展了一定能解决……而这只能是一种假设，不到世界尽头的那一天是无法获得证明的；2、他认为科学是所有知识体系中最好最高的，可以凌驾于一切其他知识体系之上，不容置疑。

科学主义对科学本身有害

信息时报：这样听起来“科学主义”仿佛是另一种信仰。

江晓原：对啊，它怎么能解决一切问题呢？它可以解决恋爱问题吗？现存很多的知识体系，并不一定其他知识体系比科学好，但可以有很多其他的知识体系与它的地位是相等的。

信息时报：有论者认为，在中国目前还存在封建迷信思想的时候，谈论“反科学主义”是超前的、不合适的。

江晓原：这种看法朴素而幼稚。在中国，一直以来科学主义带着意识形态的强势在被灌输，我们完全不缺少受到科学主义之害的这个环节。再说，由于科技不受制约地发展，环境被破坏了，这个我们已经看到了，难道非要先破坏再治理吗？我们明明可以绕过这些弯路。科学主义对科学本身是有害的：盲目地、不加批判地、失去怀疑精神、失去反思地相信科学的一切，这本身就是一种迷信，只是把“科学”当作迷信膜拜的对象而已。

信息时报：也有人更激烈地提出，反科学主义是一种反智倾向，您怎么看？

江晓原：这些说法是没有根据的，是荒谬的指控。前面我们已经谈到，反科学主义不等于反科学，科学技术是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发展的一部分——我们用的电灯、电话，都是科学技术的产物，谁会反对这些呢？我所强调的是，它有应有的地位，但不能是唯一的、至高无上的地位。

信息时报：这种对科学技术的反思，或者说反科学主义倾向，是一开始就存在于科幻作品中的吗？

江晓原：西方科幻作品带有反科学主义的倾向已经有一个世纪了，从历史上看，第一部科幻小说、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特》就有反科学主义的意味，她对科学的描写不是很光明。19世纪末期20世纪初开始，几乎在所有的科幻作品中，未来社会都是暗淡悲惨的。不是资源耗竭，就是惊天浩劫，不是环境毁坏，就是人类被奴役、被异化或者被灭绝，要不就是未来社会的高度专制。

在中国提起西方科幻小说，很多人首先会想起的是儒勒·凡尔纳，他的《海底两万里》、《格兰特船长的儿女》、《八十天环游地球》等书在相当长时期内是中国读者唯一能接触到的科幻读物。这是因为以前国内对科幻作品的引进有很强的筛选，文革前认为儒勒·凡尔纳是“唯一合适”的科幻作家，他符合我们宣传教育的需要。但他其实是18世纪后期的作家，他所处的时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当时人们只看到科学给人们生活带来的便利，还没有看到科学作为怪物的一面，但他晚年也开始悲观了。

由于宣传教育的需要，也因为我们封闭的视野中只能看见凡尔纳式的作品，在文革前我国的科幻小说是等同于科普的。文革后科幻复兴，在80年代经历过一次打击，90年代后与国际接轨，国外主流的科幻作品被翻译被介绍进来的有很多，2006、2007两年这种引进工作尤其繁荣。目前国内科幻作家普遍也在反思科学技术疯狂发展的前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了反科学主义的立场上。国内唯一坚持科学主义立场的作家是刘慈欣，但他的作品其实也是悲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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