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4月，陈东敏和王恩哥等一行到日本访问。途中，王恩哥问他：能不能结合你在硅谷的经验，好好关注一下物理所的产业化问题？
陈东敏因此介入了物理所产业化的一些工作，也发现了一些问题。“研究机构中的产业化经验很牵强，很多教授和管理人员从来没有做过公司，不知道公司的运作有多复杂。”他说。
陈东敏概括总结了自己的几个判断：
第一，中国在以手工艺为主的制造转向高技术为主的制造，最缺乏的就是有经验的管理人才。
第二，政府或研究机构的领导人更多的是赋予产业化一种政治意义，而不是市场运作。比如，他们在汇报工作时总是谈创建了多少公司，而不讲这些公司创造了多少财富。
第三，因为缺乏成功经验，研究机构里缺少创业文化，包括他自己的学生在内，毕业时的第一选择是出国，第二选择是就业，很少有人想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创办公司、创造财富。而在斯坦福大学，几乎每一位研究生在做博士论文时都会想：怎样能将研究成果用于公司的创办。“这实在是天地之差。”陈东敏感慨。
然而，最关键的问题，是他发现在物理所这种以基础研究为主的气氛里，作产业化有许多不利之处。
“第一，做工程与做早期的概念研发有很大差别，做工程项目主要是做产品，有很严格的时间和纪律要求，必须在有限的时间里将产品或工艺做出来，否则就会因错过市场的窗口而失败；第二，我们最终不是做技术，而是将技术做成产品和公司，这一条一直没有被大家充分认识，因为只有能带来经济回报，人家才愿意投资，所以，一定要将技术变成有经济回报的产品才行。我发现，在国内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很多时候不是技术不行，而是运作不力，技术没有被成功地开发出来。”
不往前走，技术最后都会死在实验室里；而往前走，则必须走出去，创造独特的环境、理念和管理方式。2006年3月，物理所在苏州成立的清洁能源中心给了陈东敏新的启发。2006年6月，他到苏州拜访，了解当地情况。
这时，陈东敏在硅谷的公司市场估价已经达到1亿美元了，多家公司开始与他商谈并购之事。他说：“因为技术和市场前景都很大，公司一般有两条出路，一是上市，二是被并购，这两种可能我们都不排除。在这个过程中，我从公司的技术、营运、融资、技术与市场的关系、知识产权与公司价值的关系中，学到很有价值的经验。”
“这是我很有信心和热情做的一件事”
苏州之行让陈东敏备受鼓舞。
“苏州市政府的思路很好，他们认为苏州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应该注重研究和开发工作，因为这种研发最后能导致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企业与公司。这样，地方经济就不会过分依赖于外资企业。”
陈东敏认识到，当地政府非常希望全国比较有经验的高校和研究机构与他们合办这种研发机构。而他，则根据在北京看到的一些产业化情况，并结合在硅谷的经验，提出创办一个新的孵化平台。
苏州市政府非常认可这个模式，为他们提供了启动经费、场地和最好的政策支持。2007年1月，在经过半年的筹建后，苏州技术研究院挂牌成立。
新的问题是：全国已经有500多家技术孵化平台，为什么还要建一个这样的平台呢？
“目前绝大多数的孵化平台是政府行为，提供土地、用房和其他方便。我们这个平台提出了一些措施，想克服上面提到的产业化中的一些问题。我们更重要的是组建团队，引入、孵化项目，最后将它推出去，建设一种创业文化。”陈东敏解释说。
“最关键的问题是，第一，这是一个建在研究所外面的新机构，不作基础研究，完全以产业化研究为目标，考核不是以文章或专利申请数为标准，而是可产业化的技术和工艺，如果是专利，则必须是可卖的专利。
“第二，我们从物理所申请了一批创新岗位，吸引海内外有工程经验的人，以他们为研发主体，与科学家配合，强化工程管理、研发的理念，提高技术转化的成功率。
“第三，这个过程不但将技术研发出来了，也将团队培养出来了，在成果转化时，将技术、工艺、知识产权和团队打包推出来，成立公司。
“最后，虽然这个机构是从物理所分出来的，但我们很强调跨院所的合作，因为大家有很多互补的技术。如果以商业化运作为前提，将几种专利知识组合成最有效的专利技术，以此来研发某一产品或工艺，将获得双赢的效果。”
陈东敏进一步解释了自己与别人的不同之处。
事实上，出身科研的陈东敏还是花了很多精力来研究如何突破院所间合作的障碍。“这不容易，因为这是一种人为的障碍，我必须说服其他院所，目前已有两个院所开始和我们合作，进展还比较快。”
障碍是怎么突破的呢？“通过知识产权，一开始就在国家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强调利益的合理分配，把知识产权方、投资方、团队方的利益都按一定比例分配，以有效的法律文件确定下来。”
平台搭起来了，如何吸引资金就成为陈东敏面临的主要任务和压力。他希望与政府的风险投资基金和私人风险基金合作，引进多种技术孵化，3年后能自食其力。
但是，陈东敏发现，尽管政府有多种资源用在产业化方面，但目前像科技部或发改委工程中心，基本上只是资助以某一种技术为主体的研发中心；而他理想中的平台，恰恰不能只做一个技术，因为这样做风险极大，而最后的贡献是有限的。陈东敏说，他希望能够与有关机构加强这方面的沟通。
寻找私人风险基金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陈东敏分析发现，虽然从2004年开始，中国风险资本大量涌入，2006年的风险投资额比前一年增加44%，达到584亿元，但投向新创企业的种子基金却在下降。
“大量的资金投向了宾馆和房地产等传统行业，高技术领域的投资也局限于因特网和无线通信。而与此同时，中国投入的研发经费却在快速增长，取得大量的研究成果并培养了大量高级研究人才，形成一座金矿。现在的关键，就是怎么去挖掘这座金矿。”陈东敏踌躇满志。
“现在面临的大部分是人为问题，都是可以通过努力克服的。作为第一任院长，我的责任是将苏州技术院带到一定的成熟程度。这是我很有信心和热情做的一件事。”他说。
(本文来源：科学时报 )
